上世纪20年代，拍摄北极或南极甚至非洲土著的探险电影非常流行。但是，弗拉哈迪第一次把游移的镜头从风俗猎奇转为长期跟踪一个爱斯基摩人的家庭，表现他们的尊严与智慧，关注人物的情感和命运，并且尊重他们的文化传统。弗拉哈迪所开创的这种拍摄模式直到今天仍为纪录片工作者所尊奉。
拍摄纳努克一家
1884年2月16日，罗伯特·弗拉哈迪出生于美国密歇根铁山脚下，父亲是位探险家。弗拉哈迪回忆说：“当我长到十几岁时，总盼望着同父亲一起探险，我们常常一走就几个月，夏天划着小船，冬天穿着雪鞋。”1896年，弗拉哈迪跟随父亲来到加拿大的雨湖地区开采金矿，他喜欢这里天然的原始状态。后来，父母把他送到密歇根的矿产学院，但没能毕业。据说学校认为弗拉哈迪没有成为专业矿业者的资格。大学时代也并非没有收获，他学会了拉小提琴——这是陪伴他一生的爱好，也遇到了未来的妻子——弗朗西斯·哈宾达。
后来，弗拉哈迪三次去北极探矿，旅程的最后弗拉哈迪确实发现了一些铁矿，但开采价值微乎其微。他获得的唯一奖赏是加拿大政府以他的名字命名了一处小岛。他想把探矿中拍摄的胶片剪辑成一部探险影片。就在将要完成的时候，从桌子上掉下的烟头把胶片点燃了，弗拉哈迪也被烧伤。唯一幸运的是，他保住了生命。胶片烧掉了，他决定等到春天再一次去北方。
这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拍摄计划直到1920年才在法国皮毛商雷维永兄弟的赞助下实施。这一年，他已经36岁。
哈德逊港的一间小屋是弗拉哈迪的住所，他找到优秀猎手纳努克一家作为主要拍摄对象。第一场拍摄的就是猎海象，拍摄前，弗拉哈迪对纳努克说：猎捕海象时如果有任何情况干涉了我的拍摄计划，一定要放弃捕杀；记住：我要的是你捕象的镜头而不是它们的肉。
其实，当时爱斯基摩人捕海象已经不用鱼叉，而是用步枪。为了拍到更为原始的场景，纳努克才用他爸爸的方式猎捕海象。弗拉哈迪在后来的影片中一再重复这种拍摄方式，让人们用父亲或祖父的方式表演生活，商业的侵入、人与人的矛盾都被他挡在摄影机镜头之外。电影史家称弗拉哈迪为浪漫主义者。
把戏剧性引入纪录片
拍出第一批胶片，弗拉哈迪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冲洗，他的敌人是寒冷的天气。如何过滤混入水里的狗毛和爱斯基摩人衣服上的鹿毛同样是个难题。
爱斯基摩人的房子是用冰块砌成的，叫伊格鲁。冰屋通常大约为12英尺宽，弗拉哈迪需要的却是25英尺。纳努克没造过这么大的冰屋，花了几天时间实验，却一次又一次塌下来，每一次倒塌，同伴们都轰然大笑。
因为冰屋是黑的，纳努克用冰做窗户，还借用太阳的反光照明，这是爱斯基摩人在生活中的创造。纳努克教儿子射箭的细节淳朴动人，祖辈传统在劳动的间歇传递，简单的动作传达出父子亲情。
冰屋在拍摄时被迫削去一半，因为没有照明，拍摄只能在露天状态下进行，纳努克一家在冰天雪地的刺骨寒风里表演起床。结果要真实，为了真实不惜搬演，这是弗拉哈迪的信条，他把悬念和戏剧性引入了纪录片。
弗拉哈迪在北极生活了16个月，胶片已经用完，准备动身回家，纳努克惘然若失，依依不舍。弗拉哈迪指着身边河床的石子说：“会有像石子一样数不清的人看你的电影。”几年之后，弗拉哈迪为一些杂志撰写探险游历的系列文章，并在妻子的协助下，于1924年出版了《北方纳努克》一书。弗拉哈迪在他的书中记录了爱斯基摩人在北极的日常生活习惯和在拍片过程中的种种趣事。影片拍完后，第一批观众就是当地的爱斯基摩人。弗拉哈迪在书中这样描绘：“他们（爱斯基摩人）一直向后看放映机的光源，就像看银幕一样，我以为这次放映不会成功。突然一个人大喊：‘抓住它，抓住它。’他们以为海象真的会跑掉。当时屋子里一片混乱。爱斯基摩人在胶片中看到了自己和同伴的影子，他们开始互相耳语，脸上露出神秘的笑容。忽然之间，他们仿佛理解了我所做的一切。”
弗拉哈迪先把片子给派拉蒙公司，看完样片后经理走过来，和蔼地拍着他的肩膀说，非常抱歉，让观众去看这部片子是勉为其难的，“你到北方去历尽了辛苦，却落得这般结局，实在令人惋惜。”几经周折，最终还是法国百代公司同意发行。
1922年6月11日《北方纳努克》在纽约首都剧场公映，一炮走红，观众如潮，一位评论家将《北方纳努克》比作古希腊悲剧。《北方纳努克》是弗拉哈迪三次北极探险的结晶，它不仅开创了用影像记录社会的人类学纪录片类型，也为记录电影提供了一种至今仍在使用的拍摄模式。《北方纳努克》是世界记录电影史光辉的起点。
听从灵感，再现往昔
派拉蒙公司失去了《北方纳努克》，现在想弥补，派人找到弗拉哈迪说：您愿意去哪儿就去哪儿，自己提个预算，请再给我们带回一个《纳努克》。弗拉哈迪认为在北方过了许多年，现在应该去相反的方向。1923年，弗拉哈迪带着妻子女儿和一个红头发的爱尔兰女佣，来到太平洋小岛一个只有百户人家的波利尼西亚村庄。由于传教士和商人的努力，岛上人已经开始穿西装。弗拉哈迪找到村里的酋长，要求他们穿上民族服装。为了制造高潮，特地让一个男孩纹身——当地人称为刺青，这种成人仪式几十年前就已经失传了。仪式前的舞蹈庆典和化妆活动也都是弗拉哈迪按照当地民族古老的风俗习惯搬演的。
在这部名为《摩阿拿》的片子的拍摄过程中，弗拉哈迪开始尝试使用摇镜头去跟拍一个主体对象，当时还没有人用过这种拍摄手法。不仅如此，长焦镜头和特写镜头在他的影片中也同时被使用。在刺青一场中，当针扎进男孩的身体时，弗拉哈迪用特写镜头记录下了他脸上的痛苦神态，并把摄影机摇向他身边的母亲，把母子间的亲情在一幅画面中表现得至真至善。
弗拉哈迪拍片有一个特点，就是毫不遗漏地记录下他感受到的一切，拍《摩阿拿》时，他的素材已经达到14万英尺。但他并不在乎，只要他的灵感存在，那么他的机器就不会停止。拍完的素材弗拉哈迪会不时地拿给村民们看。他们在椰子树上绑起银幕，放映工作样片，看完后，岛上的居民立即把感想告诉他。特别是那些还记得岛上古老仪式和生活习惯的长老们，不仅帮助弗拉哈迪再现往昔，还来检查他的片子是否有错误。
《摩阿拿》并没有为派拉蒙公司赚到钱，即使采用“南海群妖的爱情生活”这样夸张的广告语。格里尔逊在《太阳报》发表评论说，“我不应该说哪些镜头是漂亮的，因为所有的都是那么美”。这里，他第一次使用documentary这个词称呼纪录片，从此纪录片自立门户，直至今天。
格里尔逊邀请弗拉哈迪拍摄一部反映英国工业化进程的电影。拍摄前，英国政府的某个上层人士想要看看稿本，可是弗拉哈迪从来没有写过剧本，他只好回到旅馆像隐士一样呆了几天。最后，他给了格里尔逊一打纸，第一页写的是：关于手工业者的电影，导演罗伯特·弗拉哈迪。第二页写的是：电影剧本——工业化英国的场景。此外什么都没有。
弗拉哈迪非常喜欢伦敦。在英国拍片时，傍晚他常常去小酒吧喝上几杯，并讲述他早年在北极遇到的事情。尽管故事有时很荒谬，弗拉哈迪讲故事的天赋却无人能比。
因为《北方纳努克》，弗拉哈迪获得了善于拍摄边缘人群的名声。1932年，高蒙公司制片人贝克决定冒险投资1％的公司预算在弗拉哈迪身上，拍摄《亚兰岛人》。弗拉哈迪来到爱尔兰西海岸三个岛屿中最大的一个，这里距离伦敦只有15个小时的车程。由于水源充分，他们决定把这里作为拍摄地点。岛上没有摩托车，没有电影院，也没有任何奢侈的东西。但土壤对于当地人来说比金子还宝贵。
为了拍到亚兰岛人本来的生活面貌，弗拉哈迪从伦敦请来一位专家教居民用鱼叉捕鲨鱼。亚兰岛人的祖辈曾经这样捕鱼，但弗拉哈迪拍片的时候早已改用蒸汽轮船了。弗拉哈迪想把《亚兰岛人》拍成另外一部《北方纳努克》，但没能如愿，也许他没想到，《北方纳努克》是他十年探险与爱斯基摩人交往的结果，而《亚兰岛人》是为了拍摄而结识这些陌生的人们，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北方纳努克》是他无法超越的高峰。
这部电影给亚兰岛带来了络绎不绝的游人，岛上人把曾参加过弗拉哈迪电影拍摄作为向旅游者炫耀的资本。
《亚兰岛人》高超的摄影技艺赢得电影理论家保罗·罗沙的赞叹，但罗沙说，影片中的人物是“表演祖辈生活的蜡人”。
从未放弃他的模式
弗拉哈迪从未放弃自己的拍摄模式，1938年，他和妻子回到美国，想过一段属于他们自己的宁静生活，但事与愿违。不久，负责美国电影服务社的纪录片导演帕尔·罗伦兹邀请弗拉哈迪拍摄反映美国农业问题的电影《土地》。弗拉哈迪从小云游世界，四处探险，他55岁才第一次有机会接触美国人民的真实生活。
接下来的日子是弗拉哈迪一生中最不快乐的时光。住在黑山掩映下的农场，日子安静却了无生趣，宜人的环境似乎更增加了他的挫败感。弗拉哈迪感慨地说：“威望不会给任何人带来汉堡包和三明治。”
然而，弗拉哈迪错了，威望给他带来了一份奇怪的合同：它规定弗拉哈迪行动自由，拥有影片的版权，甚至出资者要求不在片子上署名，而资助的金额却非常慷慨。这就是《路易斯安那州的故事》，弗拉哈迪最后一部成功的作品。
影片展示了一个男孩的欢乐与悲伤。一开始就将观众置于神奇而美妙的丛林之中：池塘、荷叶、露珠、水鸟。伴随着悠扬的音乐，少年划着小船缓缓入画。可以看出他在这片森林里如鱼得水，他熟悉这里的一木一草。他最亲密的朋友是一只小浣熊，他们常常在一起嬉戏玩耍。然而，鳄鱼吃掉了浣熊，他决心为浣熊报仇。正当少年与鳄鱼相持不下时，爸爸正焦急地寻找着他。少年与鳄鱼的搏斗惊心动魄，这个场景让人想起纳努克与海象的搏斗，想起亚兰岛人与鲨鱼的搏斗，突出人与自然的搏斗是弗拉哈迪一贯的主题。
弗拉哈迪把自己对自然的深情和对少年时代的回忆都融进这个男孩的故事中，也可以说这是一部自传性的影片。
出资者是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它想借助弗拉哈迪的名声改善公司形象，因为二十年的电影工作经验已经使弗拉哈迪的名字成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象征。他们希望通过这部电影说明石油开采并没破坏这里的生态，一切依旧那么和谐。
1948年，威尼斯电影节因为弗拉哈迪的热情和勇猛授予他大奖。
这位纪录片电影开创者晚年生活拮据。此时，他对用摄影机“还原”绘画产生了浓厚兴趣，1949年开始拍摄有关毕加索著名壁画《格尔尼卡》的影片，但是直到1951年去世，这部片子仍没有完成。它成了弗拉哈迪作品中令人期盼的“遗憾的艺术”。
